《論聯合政府》的發布、傳播與影響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向中共七大提交了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報告科學總結中國人民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而斗爭的歷史，提出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號召走團結與民主的路線，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論聯合政府》公開發表后，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傳播，增強了各階層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一

　　 1944年5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政治報告。1945年3月，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印發七中全會的與會人員，征求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頁）。31日，毛澤東在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對政治報告草案作了說明。他指出：現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時期，我們應在此時機提出適當的綱領，動員全國人民來實現。這個綱領就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我們的原則是放手發動群眾。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勢。他強調：政治報告我已修改了八次，如果同志們同意這些基本觀點，修改后可以印發（《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88頁）。隨后，報告印發給與會代表研讀和討論。有回憶稱：“毛主席為大會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實際上在會前早就發給代表進行討論了。經過反復討論，廣泛征求意見。哪怕是很小的一點意見，毛主席也加以考慮和吸收，體現了真正的民主。”（伍洪祥：《整風學習與七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7頁）在七大上，“毛主席在作報告時，沒有按稿子念。事先，每人已發了一份《論聯合政府》的討論稿。毛主席說，詳細的內容，就不講了。你們去看，你大修改也可以，小修改也可以，你認為不行，推倒重來也可以”（張蘭明：《護送七大代表安全“過境”和參加七大》，《七大代表憶七大》，第381頁）。代表們認真討論大會報告，“對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9次之多”，“有時盡管只是一句話、幾個字的修改意見，大會也都印發給大家深入再討論”。有代表指出，《論聯合政府》中一處表述為“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中國”，另一處表述為“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強盛的新中國”，建議用詞統一，把“強盛”改成“富強”。毛澤東當即同意說：提得好，馬上改過來（王恩惠：《一次受教益，終生難忘懷》，《七大代表憶七大》，第125頁）。

　　 5月2日，延安《解放日報》用六個版面全文刊出《論聯合政府》。5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勝利的指南——讀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社論指出，這個五萬余言的文獻，總起來是一句話：“走團結與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總起來是一個任務：“成立民主的臨時聯合政府。”社論強調，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建設成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國家，必須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

　　 與此同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按照中共中央有關規定，一切黨的政策，經《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關於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1983年版，第54頁）。七大召開期間，遠在華南的韓江縱隊和東江縱隊都通過新華社陸續抄收了《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修改黨章的報告》等重要文獻。七大結束后不久，6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要求：“一切七大文件均須在報紙上發表，文件長的分段登載，或出特刊，使黨員與黨外人士均能閱讀。”（《中央關於發表七大文件的通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26頁）《論聯合政府》等黨的七大重要文件的發布清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信息發布流程，而主動、全面、及時、准確地向全社會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張，彰顯了黨對歷史、現實和未來深刻的把握，以及理論上的成熟和自信。

　　二

　　 革命的理論，隻有被黨員干部和群眾掌握，才能真正轉變成改造現實的力量。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指出：“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並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頁）七大閉幕后，全體代表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傳達、宣傳和貫徹七大路線。七大代表、中央黨校二部副主任安子文，用兩天向干部學員傳達了七大精神（陳野蘋、韓勁草：《安子文傳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頁）。七大代表白向銀回憶：“陝甘寧邊區的代表按中央的部署，立刻返回各自的單位。我連夜趕回華池縣，及時傳達七大會議精神，組織各級黨組織認真學習討論。”

　　 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各地黨組織認真傳達七大精神。1945年5月21日，晉綏分局舉行干部大會，傳達《論聯合政府》，張稼夫號召晉綏各界干部認真鑽研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學習他堅定的中國人民立場及一切從中國人民實際要求出發的精神。25日，太行區黨委發出學習《論聯合政府》的指示。1945年6月13日，中共華中局發出指示，要求按照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其他黨內文件的次序研究七大文件。7月1日，中共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召開會議，羅榮桓強調學習《論聯合政府》是實現黨的任務的首要任務。

　　 隨后，各地掀起了學習《論聯合政府》的熱潮。1945年5月26日起，延屬專署干部開始學習《論聯合政府》，7月，決定重新統一組織學委會，把學習推向深入。規定總的學習時間為4個月，《論聯合政府》兩個月，《論解放區戰場》20天，黨章與修改黨章的報告40天。1945年6月10日起，太岳行署全體人員開始學習《論聯合政府》，同時成立學習生活委員會，專門領導學習活動，並強調學習和實際工作的聯系。

　　 晉察冀分局規定，1945年7月1日至7日為擁護七大宣傳活動周，號召全體黨員發動各種宣傳活動，向群眾解釋《論聯合政府》和中共七大的偉大意義。7月10日，冀中區黨委宣傳部指示，“七大”文件的學習運動，首先學習《論聯合政府》和《論解放區戰場》，以《論聯合政府》為中心，研究黨的方針政策。太行區黨委作出相同的規定：1945年紀念七一、七七的主要內容，最具體而恰時的內容，仍是加緊在干部及群眾中進一步進行關於《論聯合政府》的學習與宣傳。

　　 山東分局要求縣委與營以上干部在當年年底前專門學習《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兩個報告﹔區黨委與地委一級應提前研究，先在直屬單位組織學習，並把文件的中心內容與基本精神向干部傳達報告。與此同時，各地在更大范圍對《論聯合政府》進行了宣傳。蘇北機關和部隊自7月1日起開始有組織地學習《論聯合政府》。淮海、鹽阜兩地委規定區以上在職干部以3個月為學習時間，要求結合實際，著重研究政策和毛澤東同志觀察、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

　　三

　　 出版和發行，是《論聯合政府》在更廣闊空間和更持久時間產生影響的基礎。在黨的七大開會期間，中宣部等多家單位協同，趕印《七大文獻》匯編。為加快進度，動員許多人員校對清樣，不同部門各印一部分，最后匯集成冊。而《論聯合政府》最早的單行本，則由解放社1945年5月出版。

　　 1945年5月16至18日，《晉察冀日報》利用刊有《論聯合政府》的《解放日報》單面報樣，刊出《論聯合政府》全文﹔5月19至20日刊發了《論解放區戰場》。隨后，晉察冀新華書店印刷《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各5000冊。由於需求量巨大，7月22日《晉察冀日報》刊登啟事，准備各加印兩萬冊。太行新華書店出版的《論聯合政府》單行本，購者異常踴躍，印量達2.2萬冊。在山東，《論聯合政府》由新華書店出版后，受到關心國事的各界人士歡迎，3萬冊不到半月爭購一空。1946年初，大連大眾書店趕印《論聯合政府》1萬份，10天便銷售一空。

　　 1945年5月8日，七大尚在進行中，周恩來即致電華崗：毛主席政治報告已由美機帶全稿至渝，望向渝辦索取在昆翻印（《周恩來致少峰電——關於七大報告及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等事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第724頁）。隨后，新華日報館將《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各印十萬份，向社會各界發放傳播。在昆明，《新華日報》營業分銷處也發行了《論聯合政府》。生活書店、讀書書店、新知書店將《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作為重點圖書在國統區發行（高信成：《中國圖書發行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頁、第422頁）。在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除在香港、九龍、澳門發行外，還分銷至廣東各省市，以及印度、日本、舊金山、巴黎等地（梁洪浩：《〈華商報〉史略》，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香港與中國革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46頁）。

　　 各根據地利用各種渠道向淪陷區群眾傳播《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1945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作出指示：“各區黨委、地委的印刷機關，應大量印刷對城市的宣傳品，首先是保証《論聯合政府》與《論解放區戰場》向城市大量輸入。”晉察冀新華書店“印裝了發往城市的64開兩個文獻的合訂本，封面偽裝為《嬰兒保育法》”，經城工部發往淪陷區城市（曹國輝：《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及“七大”文獻出版情況》，《中國共產黨晉察冀邊區出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頁、第65頁）。有研究表明，晉冀魯豫邊區裕民印刷廠，也印裝了《論聯合政府》的偽裝書。此外，還有其他根據地之外的機構以偽裝書的形式秘密傳播《論聯合政府》，如大眾周刊社出版的《美軍登陸與中國前途》等，就是其中之一。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也很重視自身政治理念的國際傳播。1944年9月，延安新華社成立英文廣播部，英國友人林邁可擔任顧問。七大召開期間，林邁可等人將《論聯合政府》翻譯成英文，這是該書最早的英譯本。1945年8月，延安出版了英文版《論聯合政府》（宋應離等編：《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1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頁）。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重新對《論聯合政府》進行翻譯﹔12月，南方局綜合前述兩個版本，形成新的版本（頓文聰：《原南京市城市建設局藏〈論聯合政府〉英譯本考述》，《江蘇地方志》2023年第6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還通過各種途徑，將英文版的《論聯合政府》散發給國際友人，再傳播到國外。例如，《新聞紀事報》駐中國、印度、緬甸戰地和特約通訊記者斯圖亞特·葛爾德，將英文版《論聯合政府》帶回英國，收入由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經比對，該版《論聯合政府》與南方局外事組翻譯的版本完全一致。

　　 據不完全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論聯合政府》的早期版本有190多種（吳密：《革命文獻偽裝本圖錄題解》上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510頁）。此外，七大后各地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大都收錄了《論聯合政府》。通過發放、贈送、傳閱、翻印、抄錄、銷售等渠道，《論聯合政府》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

　　四

　　 《論聯合政府》宣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在不同階層引起廣泛反響，成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旗幟。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等六位參議員訪問延安，黃炎培表示，《論聯合政府》所提的綱領，表示共產黨要實干，而不是說空話，共產黨是進步的，踏實的。左舜生表示，在走向民主團結的大道上，雖然還會碰到曲折迂回，但我們的目標很准，同心同德一齊向前，我們相信一定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中共中央舉行盛大晚會歡迎褚輔成等六先生》，《解放日報》1945年7月3日）。

　　 聞一多讀完《論聯合政府》和《論解放區戰場》后，激動地表示：“這是新中國的希望！這是最美麗的詩！真叫人幸福，叫人自豪……讀著這樣的詩，渾身都是力量。”（王康：《聞一多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頁）1945年夏，在倫敦學習的錢三強讀到剪報《論聯合政府》，后來他這樣描述當時的感受：“在那裡我第一次了解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及中國共產黨對聯合政府的溫和與合理的政策，當時我感覺這樣一個合理主張，任何人都不能拒絕接受。”（陳丹、葛能全：《錢三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頁）

　　 《論聯合政府》也廣泛影響了普通民眾的個人生活，不少人從個人角度表達了對《論聯合政府》的感受。隴東興辦紡織廠的劉惠庭說：“讀后深感共產黨的主張是照顧各階層利益的。”晉城經營多年礦業的李湘讓說：“十多年的經驗說明，沒有像毛主席這樣的工業政策，晉城的煤鐵業是永遠不會發展的。”士紳曹水宜讀后認為，中共各種政策都切合時宜，照顧各階層利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頁）。

　　 解放戰爭前夕，《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在青年學生中廣為流傳，成為他們了解共產黨、了解新中國的必讀書目。為滿足師生了解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政策的需要，中共上海交大黨總支通過新青聯成立秘密宣傳小組，用不同筆跡刻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裝訂成小冊子，偽裝封面，公開出售。1948年以后，《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成為留日學生的熱讀書目，他們由此將中國的未來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王雪萍：《中國留日同學總會的歷史意義》，北京日本歸僑聯誼會編：《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二十年（1946—1966）》，第116頁）。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在新舊中國兩種命運決戰的關鍵時刻，《論聯合政府》向全國人民提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新中國的目標，並指出實現目標的具體途徑。它的廣泛傳播有力宣傳了黨的政治主張，成為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旗幟，具有穿越時空的真理力量。

　　 （作者：齊小林，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