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戰犯伏法，讓歷史銘記

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紀念日。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朱姑橋梅村的這座宅院裡，年輕的身影絡繹不絕。始建於1856年的梅汝璈故居，見証了梅汝璈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成長歷程。

梅汝璈，中國著名法學家，江西南昌朱姑橋梅村人。1916年12歲的梅汝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校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1924年考取公費赴美留學資格，先后獲得斯坦福大學文科學士、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學成歸國后，他歷任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大學的法學教授，成為當時中國法學界的權威學者。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他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全程參與了歷時兩年半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在這場攸關正義的歷史性審判中，梅汝璈以堅定的法治信念和非凡的勇氣，在庭審期間面對各種壓力、排除各種困難，最終將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凶送上絞刑架，為中國人民討回了公道。1949年12月15日，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理特別提到：“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大家知道，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工作了將近3年，對侵略我國的大戰犯給予了嚴正的判決。他為人民辦了一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感激他。”

走進故居廣場，這裡矗立著梅汝璈大法官的雕像，底座上刻著“梅汝璈1904—1973”字樣。他身著法官袍，手持法律文書，目光堅毅地凝視遠方，仿佛仍在為捍衛司法公正而據理力爭，雕像栩栩如生地再現了這位杰出法學家在東京審判中的堅定姿態。故居正廳天井處別具匠心地設置了放映廳，循環播放《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紀錄片，讓參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展廳內陳列著大量珍貴的歷史圖片和實物，包括東京審判的歷史背景資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南京大屠殺審判環節判決書”部分內容節選圖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故居還陳列著梅汝璈在東京審判期間穿過的法官袍（復制品，原品收藏於國家博物館）、使用過的法律和外交工具書、眼鏡、煙斗和稿紙等個人物品。此外還有他在東京穿著的西裝、風衣和睡衣，使用過的皮箱、刮胡刀、香煙盒、茶葉筒、文件夾，以及在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用過的鉛筆和稿紙等珍貴文物。梅汝璈及其夫人蕭侃女士往來的書信和名片等私人物品的展出，為觀眾了解這位大法官的生活提供了親切的視角。

來到起居室，這是梅汝璈每次回鄉探親時的居室，房間布局根據梅家親屬的回憶精心復原，大部分家具由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先生捐贈，其余則從當地村民手中征集而來。室內還陳列了梅汝璈生前使用過的部分物品，包括赴東京時使用的手提箱、在北京家中使用的多功能收音機和電風扇等，生動再現了法學家日常生活的一面。

來到東京審判紀實廳，這裡以時間軸的形式完整展現了審判全過程。四壁懸挂的歷史照片無聲地訴說著那場曠日持久的正義斗爭。由於戰亂和時間久遠，許多原始資料已不幸散佚，但我們仍能通過故居展櫃中的梅汝璈日記和《東京審判親歷記》《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等史料，還原審判過程中三個歷史性時刻：

法官席位之爭是梅汝璈面臨的首個挑戰。1946年2月，盟軍最高統帥部任命了11名來自澳大利亞、中國、美國、蘇聯、英國、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印度和菲律賓的大法官，正式組建遠東軍事法庭審判團，法庭庭長為澳大利亞法官韋伯。開庭前，因法庭憲章未明確規定法官席次，各國大法官對席位如何安排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中國作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國和主要戰勝國，卻因國力衰弱而未被重視。居於主位的法庭庭長韋伯先后提出按聯合國安理會五強順序和按國名字母排序等方案，均因不夠合理而遭否決。梅汝璈提出，應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安排座次，中國應當繼美國排在第二位。這一提議也得到多個國家大法官的贊同。正式開庭前一日，韋伯突然宣布按美、英、中、蘇、法、加等國的順序排列，稱系“盟軍總部意見”。梅汝璈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並當場脫下法袍憤然離去。最終通過表決爭取到了按受降簽字順序排定座次，使中國法官坐席得以置於應有位置。梅汝璈以他的正義與堅持，捍衛了民族的尊嚴。

判決書起草權之爭是另一個重要戰場。展櫃中珍藏著一本1948年英文原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復制品，原件存中央檔案館），書頁停留在第387頁“南京大屠殺”章節。當時，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質疑中國法官的撰寫能力。但梅汝璈力排眾議，向法庭提出：“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應該由中國來寫，中國人在戰爭中受害最深，中國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法庭最終接受他的提議，由他負責判決書第五章《日本對華侵略》的起草工作。梅汝璈在日記中寫道：“那些日子，我就像鑽進成千上萬件証據和國際法典的虫子，每天在裡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當判決書起草至一半時，梅汝璈在法官會議上慷慨陳詞，指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比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更加慘絕人寰，建議單設章節說明。這一提議獲得法官們的一致同意。經過艱苦工作，梅汝璈和助手最終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頁、10余萬字的判決書章節，獲得了法官會議的認可，將日本戰犯罪行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對甲級戰犯處以極刑之爭是東京審判的最后一場硬仗。審判期間開庭共423天，開庭次數831次，英文庭審記錄49858頁，庭審記錄所見英文判決書1445頁，出庭証人423人，証據數目3915條，其規模遠超同為戰后重要國際審判的紐倫堡審判。在秘密評議階段，11國大法官在是否判處死刑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由於各國法律對死刑規定不同，且法庭沒有共同的量刑依據，法官們各執己見。庭長韋伯主張將戰犯流放荒島，美國法官克萊麥爾僅同意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判處死刑，印度法官帕爾甚至主張無罪開釋全體戰犯。梅汝璈在日記中寫道：若不能嚴懲戰犯，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整整一個星期，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與各國法官磋商。最終，法庭以6票對5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判決，伸張了正義，維護了中國人民的尊嚴。

走出故居，梅汝璈大法官在東京審判時那句鏗鏘有力的話語猶在耳畔回響：“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