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时），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他又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3年10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这时，彭德怀、刘伯承奔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邓小平成为主持华北抗战的主要领导人。在坚持华北抗战期间，他始终关注如何发展壮大抗日军事统一战线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军事统战策略思想。
“为巩固统一战线，我意必须避免第八路军与其磨擦，缓和对立形势，在某些部分上实行让步”
1937年12月，山西阎锡山部大败，八路军则借平型关大捷之威挺进山西敌后落脚生根，这让阎部对八路军的猜忌防范之心加重。身在山西抗日前线的邓小平，认识到要发展山西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必须对阎锡山部做出适当让步，“至少不损害其利益”。12月11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概述了山西境内国共两军的矛盾。
其实，12月2日、6日毛泽东曾连续致电朱德、任弼时等，指示要注意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关系，“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并“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邓小平的基本思路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一起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国民党友军，是他一直关注的重点。1939年1月27日，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一次党内会议上，他谆诲与会者把握“我们工作的精神”：友军怕我们瓦解其下层，我们要解除他的疑惑；发扬友军特长，反对只有八路军才抗日的作风，对友军胜利要宣传，优待一切抗日军人家属；对友军少批评多建议，要有诚恳的态度；要帮助友军解决困难；对友军态度要谦和，尊重他们及其家属；配合友军作战，挽救友军于危难，禁止挖墙脚，要帮助他们；大公无私地解决友军与友军间的纠纷。
“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
由于国民党军消极抗日一面日益显露，邓小平一改“对友军少批评多建议”的态度，指出：对于那些无理的不利于抗战的要求与主张，“应该加以严正的批评与拒绝”。1939年11月3日，他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说：“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中心放在比进步，不放在消极抵制。”
“公开批评友军”，不是要和国民党军撕破脸皮。1940年3月25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同年12月31日，毛泽东又强调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对此，邓小平是深以为然并坚决执行的。
1941年3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决定政策的原则”时，丰富了毛泽东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思想，指出：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我们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会上，他概括了对国民党军的态度：“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开展交朋友工作。”
1941年5月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中条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区沦入日军之手。时值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同室操戈4个月后，但战斗在中条山附近的邓小平与刘伯承，本着民族大义予以援助，尽力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10月14日，彭德怀、左权代表八路军前方总部向中央军委的汇报电反映了这一点：“中条山战役，友军被俘士兵自八月底从正太路跳车逃回一批，计军官廿余人，九月初由此间给以优待欢迎，补发衣服、被毯、日用品等，并每人送路费法币100元，送归原队（多系十五军、十七军），影响颇好。”为此，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和刘茂恩（代表第十五军）、高桂滋（代表第十七军），纷纷给彭德怀发来感谢电。
“我们对伪军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击，有争取”
抗日战争期间，如何争取伪军弃暗投明投入抗日阵营，成为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1941年7月，在一二九师参谋长会议上，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以后我们任何军事行动，即是一个小游击队的破击，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讲求如何去进行敌占区工作，如何争取伪军伪组织、土匪、会门，如何去团结敌占区同胞等等。”
根据邓小平开展伪军工作的一贯指示精神，一二九师部队瓦解伪军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38年夏，冀南和豫北等地的伪军反正的日益增多，日军防不胜防。到9月底为止，先后有十几批近万人，脱离日伪军阵营，改编为八路军游击部队。
整个8年抗战，一二九师瓦解伪军部队无数，其中“皇协军”第一军轰动一时——1938年8月7日，水治据点发生了“皇协军”第一军部分官兵击毙军长李福和集体反正的事件，震动整个伪军系统。
李福和本是土匪出身，抗战爆发后，他在太行山东麓武安、涉县一带拉起了3000余人的队伍，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1938年3月，他胁迫部众和邻近的游杂武装5000余人投降日军，成为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第一个投敌的将级军官。日军华北派遣军委任李福和为“皇协军”第一军军长，但是，李福和无耻的叛国行径，遭到了“皇协军”内广大爱国官兵的反对。师长黄宇宙、吴朝翰和军参谋长徐靖远等积极准备反正，并主动与一二九师取得了联系。
5月间，经邓小平、刘伯承批准，派陈赓部三八六旅敌工股长潜入黄宇宙部帮助策划起义，并决定由刘伯承接见起义代表。刘伯承向起义代表表示，共产党、八路军欢迎一切爱国人士共同一致抗日，部队起义后即可改编到八路军序列中来，一些不愿留下的还可发路费遣返。
黄宇宙深受鼓舞，决心加快起义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