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认真分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态势的变化，科学评估中国在“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实现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而对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十二大；邓小平；中美苏“大三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此间近20年中，虽然强弱不同、实力不等，但中美苏三国却因其对全球政治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三角”。（196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经过十几次讨论，他们先后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并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这一认识。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此后，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在阐述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时，较多地使用中美苏“大三角”的提法。）由于美苏矛盾是整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战略三角”中，美苏矛盾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美苏矛盾制约中美、中苏矛盾，中美、中苏矛盾则受制于美苏矛盾。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立足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立足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牢牢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不仅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还对“战争”、“和平”及“发展”等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作出了卓越历史贡献。
一、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 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世界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美国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 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在此背景下，“战略三角”的基本态势是：美苏争夺加剧，中苏继续对立，中美则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与邓小平对 “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邓小平最为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他明确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确保这一“千秋大业”，却有两个不得不通盘考虑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难以设想，在其时中苏对立、苏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苏外交。二是经济因素。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便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和所需资金、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美外交。
在历史转折前后，基于对上述两个因素的评估，党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此，邓小平这样总结：“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41页。）“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页。）
（二）对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整个 20世纪 70年代，美苏关系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那种“缓和”局面。到 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苏联把战略触角逐步伸向中东、南亚等地，美国国内舆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因美国的“缓和”政策得了利，美国则吃了亏。在此背景下，为稳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为此，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页。）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